瞭望 | “主权个人”精英对所有国家的战争

由资本主义精英阶层把持的帝国主义正在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由少数人垄断一切并企图摧毁所有国家的阶段

对“自由空间”的争夺，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层逻辑。希望独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空间秩序观——一种极为地方化且具有基督教一元论色彩的秩序观。每当资本需要对内或对外扩展空间时，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摧毁空间中既有秩序结构的方式，来牟取垄断地位

当资本主义精英寻求拓展空间而国家成为阻挡其扩张的绊脚石时，前者往往会诉诸“自由”，甚至会以人民的名义对他们所不齿的“乌合之众”进行直接动员以摧毁某种秩序

在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寻求“自由”的路上，国家是最大的拦阻者。他们不只要主宰美国，更要实现主权个人向所有空间的扩展。他们认为，“文明”的使命是主权个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

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终极乌托邦是一个只有少数精英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国家的位置，也没有人民的位置，只有如上帝一般完全“自由”的他们

文 | 殷之光

“我们所有的机构都出了问题，其中最腐败的是美联储。”2021年，当“硅谷教父”、科技右翼群体的核心人物彼得·蒂尔在阿特拉斯协会年度筹款晚会上讲出这句话时，台下响应他的观众们发出了不屑的嘘声。嘘声针对的是代表着“深层国家”的各种机构。在演讲中，蒂尔明确表示，这些机构束缚了人的自由，是“失败的集体主义”。

蒂尔将美国描述为被“庸众”占据国家关键机构、背离了个人精英主义路线的失败国家，说比特币为打破这种“失败的集体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他强调，自由意志主义的使命是找到“摆脱所有政治形式”的途径。

蒂尔2021年发表演讲时，特朗普正因国会山骚乱麻烦缠身，民主党刚刚上台，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还不明晰。他在演讲中强调，此时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不是要通过政治寻求拯救，而是要通过超越政治来实现拯救”，“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自由的地方”，因此要寻找新的“未被发现的自由之地”。蒂尔眼中可能实现“自由”的空间是：赛博空间、海上的永久居住地以及外层空间。他称自由意志主义者们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尽快实现向这些空间的扩展，保留文明火种。最近，埃隆·马斯克也提到了他的火星殖民计划——随着特朗普再次上台并与硅谷精英结成同盟，自由意志主义者们的政治主张再次沸扬开来。

特朗普与马斯克们的一系列举动，给美国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带来了巨大冲击。要理解这种行动背后的逻辑，就要追问马斯克们到底希望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更要理解由资本主义精英阶层把持的帝国主义正在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由少数人垄断一切并企图摧毁所有国家的阶段。

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乌托邦

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政治理念，可以从阿特拉斯协会中找到思想端倪。“阿特拉斯”这个名字来源于“客观主义”哲学流派创立者安·兰德1957年出版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客观主义”哲学以个人利己主义为绝对核心，强调资本主义是唯一一种能让个人繁荣发展的社会。在书中，兰德描绘了一个由极少数精英建造的“自由”乌托邦。在这里，自私且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精英组成了一个“完美社会”，金钱替代虚无缥缈的道德成为维系一切的纽带，是“社会美德的气压计”。

在小说中，这个乌托邦由约翰·高尔特建设。高尔特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天才工程师、发明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设计了一种革命性的静电发动机，试图通过技术创新来彻底改变世界。然而，受“集体主义”影响至深的美国已被广大“庸众”占领——这些人在小说中被称作“寄生者”。寄生者们占据了政府、大学、公司管理层、行业协会、国际组织，以“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名限制个人企业的技术发展，限制竞争，甚至通过法律、媒体、政府、工会等打压被称为“创造者”的极少数精英，否定个人奋斗的重要意义。作为对寄生阶级的反抗，高尔特联合其他创造者掀起了一场罢工。虽然创造者们人数极少，但他们是“坚持理性”的人类精英。这些人中包括发明高性能合金推动工业进步的钢铁大王、对抗官僚主义与工会的铁路总裁、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煤矿主、不惜自我毁灭公司来揭露“集体主义”荒谬性的铜业巨头、倡导回归真正的古典理性哲学的哲学家等等。

在罢工宣言中，高尔特宣称要坚持“自私的美德”，“不为他人而活”，不被寄生者们“剥削”。其他创造者响应了高尔特的“理性”主张，在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峡谷深处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平等”乌托邦。在这个被称作“高尔特的峡谷”的乌托邦里，创造者们保留了人类文明的火种，并推动人类技术继续发展。由于创造者们退出了社会，以“停止世界的发动机”的方式“迫使社会反思”，那个由寄生者们占据的社会迅速崩溃。

我们可以将《阿特拉斯耸耸肩》看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乌托邦文本，它体现了以个人为核心历史动力的精英主义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人类历史的发展变成了精英个体的主观创造。这些个体取代了基督教神学中上帝作为创造者、唯一主权者的地位，成为了人世间唯一能够运用智力与理性并掌控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密码的全知全能者。换句话说，这种世界观并没有实现对宗教的祛魅，反而更像是要在“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中用“精英”来替代神格维持森严的等级。

摧毁“旧社会” 争夺“自由空间”

如今，随着美国政局的演变，从硅谷互联网经济模式中诞生的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包括扮演精英政治神学家、西方文明先知角色的彼得·蒂尔，以及刻意塑造自己硅谷“钢铁侠”形象、宣称肩负拯救人类文明使命的埃隆·马斯克等人——积极地走到了前台。他们复刻着《阿特拉斯耸耸肩》，学着高尔特的样子，试图彻底摧毁被“寄生者”或“庸众”占领的“旧社会”，并在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制度和伦理束缚的“自由之地”或“自由空间”建立起由他们自己掌管的乌托邦。在这个去中心化、无政府的乌托邦中，彼得·蒂尔们幻想着通过脑机接口与基因编辑技术获得意识甚至是肉体的永生；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创造出劳动者的替代物。

对“自由空间”的争夺，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层逻辑。希望独占，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空间秩序观——一种极为地方化且具有基督教一元论色彩的秩序观。每当资本需要对内或对外扩展空间时，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摧毁空间中既有秩序结构的方式，来牟取垄断地位。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拓展“自由空间”的历史可以看到，作为个人的资本主义精英与作为组织化力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着反复的震荡。

当资本主义精英寻求拓展空间而国家成为阻挡其扩张的绊脚石时，前者往往会诉诸“自由”，甚至会以人民的名义对他们所不齿的“乌合之众”进行直接动员以摧毁某种秩序。例如，当资本主义在欧洲谋求支配地位时，就是以“自由”之名来构建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并将农民从封建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劳工，最终摧毁了依附于土地的封建权力与所有权关系。

当资本主义精英试图建立某种有利于自身扩张的霸权秩序时，又需要依附于作为“集体”的国家，将其作为协助扩张的工具。从殖民时代以君主“委任状”的形式前往“新大陆”占领土地、进行海上劫掠，到贸易帝国主义时代依托国家对竞争国进行关税打击、对半殖民地发动战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种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造就了资本主义独特的秩序，但其基石却是个人主义。欧洲始终四分五裂、未能实现统一就折射了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主权认识。这种观念也导致了主权个人与主权国家之间天然的紧张关系。

1997年，一本名为《主权个人：掌控信息时代的变革》的书悄然面世。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国家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由政府“雇员”控制的国家，另一种则是由“客户”控制的国家。作者认为，前者受到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的限制，背离了民主的初衷，运营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以提供“保护服务”为借口，像一个垄断集团一样不断榨取民众的财富，用以维持其暴力能力；只有真正由“客户”主宰的国家，才能解决“民主的低效率”问题。

不难看出，这本书中已经暗含了西方科技精英摧毁“旧社会”、创造新“自由空间”的图景。2020年此书再版时，彼得·蒂尔专门为其写了序言。他兴奋地提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让精英们首次获得了用智力控制“乌合之众”的运动方向乃至控制一切的能力。人工智能使“集中控制整个经济成为可能”，掌握在主权个人手里最重要的工具则是代表自由主义的“强加密技术”，这种技术能够带来一个“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的世界”。

在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寻求“自由”的路上，国家是最大的拦阻者。他们不只要主宰美国，更要实现主权个人向所有空间的扩展。他们认为，“文明”的使命是主权个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

上世纪末，随着苏联的解体，主权个人依托美国这一暴力工具摧毁了中亚、东欧新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机器，为资本创造了肆意穿行的“自由空间”。如今，在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眼中，除了受“雇员”控制的美国，中国也是一个现实威胁。

资本主义走进新阶段

美国科技精英的崛起和他们对去中心化无政府秩序的诉求，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走进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技术不断进步与个人财富持续积累使极少数人脱离国家实现垄断成为可能。他们与旧时代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两点。

首先，他们积累财富的方式与生产高度脱节。作为“风险投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增长与高度全球化的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及虚拟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密切相关。金融市场和虚拟货币创造出了富可敌国的资本个人。他们的财富增长与生产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高度脱节，却能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这让自由意志主义者相信，那个只需极少数精英主宰的“乌托邦”必然到来。

其次，随着信息、机器人、人工智能及生物技术的发展，自由意志主义者看到了拓展“自由空间”的可能性。当技术精英们通过基因工程让肉体获得永生，通过脑机接口让意识在“元宇宙”中获得永生，并让意识能够在电子与物质的空间中任意穿梭后，那种近乎上帝一般的“自由”不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乌托邦么？与此同时，维持这个乌托邦所需的一切物质性劳动都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完成。这将切断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乌合之众”之间最后的、也是最让前者感到不安的联系。

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终极乌托邦是一个只有少数精英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国家的位置，也没有人民的位置，只有如上帝一般完全“自由”的他们。

彼得·蒂尔们信奉的自由意志主义，是资本取得支配地位后，对国家这一他们曾经寄生的组织形式的最终抛弃——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充满着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自由空间”的“发现与占领”。

如今，随着白宫易主，信奉技术解决一切问题的年轻科技精英们，在特朗普这样的老一代自由意志主义者身上找到了摧毁“雇员”国家的捷径。在重振“美国制造”的谎言下，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一边用“客户”主宰的美国开展着老一套的妄图摧毁其他国家的工作，一边又在人工智能推动的金融狂欢中探索着用机器全面取代“乌合之众”的劳动。

相比于特朗普，蒂尔与马斯克代表了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新主宰。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将垄断一切、主宰一切的权力从国家手中夺回，成为最彻底、最完整、最“自由”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如今，这些资本主义新主宰正像他们的祖宗一样，打着拯救“文明”的旗号，发动着对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战争。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